摘要：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提出的“中國精神”范疇，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從中國歷史發(fā)展看，“中國精神”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所凝聚的思想理念與道德規(guī)范；從革命與建設過程看，“中國精神”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艱苦奮斗和堅韌不拔的追求精神；從代表性人物看，“中國精神”是英雄模范人物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理想信念和勇往直前氣概。“中國精神”范疇在文藝中的重要價值表現為：奠定了中國文藝真善美的價值追求，構成了中國文藝常寫常新的主題，賡續(xù)了新時代中國文藝的文化血脈?！爸袊瘛狈懂牭睦碚撠暙I是：完善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中國精神”的理論認識，闡述了“中國精神”在民族文化和發(fā)展中的意義與作用，確立了新時代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的精神根基。

關鍵詞：“中國精神” 中國文藝 價值追求 民族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不僅站在時代前沿，為文藝發(fā)展所面臨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知識視野，也為文藝理論的發(fā)展貢獻了新的理論術語、基本范疇，在實現“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的同時，也豐富了這門科學的基本概念、范疇體系。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所提出的“中國精神”這一重要范疇，與“人民史詩”“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等重要范疇一道，形成了嶄新的具有新時代品格的文藝理論范疇體系，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fā)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貢獻。

一

“中國精神”的表現形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了“中國精神”這一文藝理論范疇。隨后，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在中國文聯(lián)十一大、中國作協(xié)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等有關文藝工作的一系列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論述了“中國精神”的內涵，即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同時闡明了“中國精神”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首先，從中國歷史發(fā)展看，“中國精神”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所凝聚的思想理念與道德規(guī)范。

“中國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世世代代中華兒女培育和發(fā)展起來的獨特思想理念和道德規(guī)范，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情感基礎和價值追求、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具體表現為“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自強不息、敬業(yè)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tǒng)美德”。它們作為內容豐富的精神系統(tǒng)，構成了中華民族戰(zhàn)勝艱難險阻的精神支柱，也對世界產生了強大感召力和重要影響力。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中華民族歷經無數苦難考驗而能挺立至今，中華文化歷經無數烈火洗禮而能延續(xù)至今，并且“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fā)展”，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這充分說明，國家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發(fā)展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行穩(wěn)致遠最根本的精神支撐。

其次，從革命與建設過程看，“中國精神”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身上所體現出的艱苦奮斗與堅韌不拔的追求精神。

“中國精神”既是一種歷史性存在，體現為一種歷史精神，發(fā)揮過重要的歷史作用；又是一種現代性存在，轉變?yōu)橐环N現代精神，產生了重要的現代影響?！爸袊瘛睂ΜF代中國革命和社會建設產生了巨大影響，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艱苦奮斗、堅韌不拔的不斷進取精神。這種精神內涵豐富，形態(tài)多樣，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有著不同的命名，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如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鍛造出來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等，正是憑著這些精神，中國人民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qū)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等， 正因為有這些精神，中國人民才獲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這些精神不僅弘揚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而且支撐了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

最后，從代表人物看，“中國精神”是英雄模范人物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理想信念與勇往直前氣概。

“中國精神”不僅體現在歷史中，成為一個民族特定的精神標識，還體現在具體的人物身上，展現他們獨特的精神風貌。 “中國精神”是中國人民在爭取國家獨立自主、民族自由解放、社會繁榮發(fā)展征程中，英雄模范人物身上體現出來的堅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不怕艱難險阻的勇往直前氣概、不惜付出一切的無私奉獻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提出的“中國精神”范疇，立足于我國獨特的文化傳統(tǒng)、獨特的歷史命運和獨特的基本國情，具有深厚的歷史感、豐富的思想內涵、鮮明的中國特色，順應了時代前進的潮流、中國發(fā)展的需要。“中國精神”既是一種屬于過去的歷史精神，它作為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挺立民族脊梁”的重要歷史作用；“中國精神”又是一種屬于現在的當代精神，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時代精神，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同樣起著“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的強大精神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精神”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還需要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yè)。偉大事業(yè)需要偉大精神”。他在強調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guī)范為代表的“中國精神”，“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的同時，特別突出了以“偉大建黨精神”“偉大抗戰(zhàn)精神”為代表的“中國精神”的當代價值?！皞ゴ蠼h精神”在培養(yǎng)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之一，就是“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好紅色資源，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著力培養(yǎng)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皞ゴ罂箲?zhàn)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弘揚。 “偉大抗戰(zhàn)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p>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中國精神”的三種表現形式，從縱向看，體現了“中國精神”在不同時代的變化發(fā)展與時代特色；從橫向看，體現了“中國精神”在不同主體身上的生動呈現與個性差異。三者是一個既有相對獨立性，又有相互聯(lián)系性的整體，并作為文化基因對中國文藝發(fā)揮著系統(tǒng)的影響。

二

“中國精神”的文藝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的“中國精神”范疇，從表述方式和表達語言看，似乎是講的文化思想與價值觀念問題，但從深層意蘊和理論指向看，卻是文藝的功能問題，主要在于確立以“中國精神”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新時代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地位。因為“文藝在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具有獨特作用”，所以文藝家們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要“大力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努力“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具體而言，“中國精神”的文藝價值，主要體現在對新時代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的引領和影響。

首先，“中國精神”奠定了中國文藝真善美的價值追求。

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真善美不僅是“中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中國文藝的永恒價值，更是新時代中國文藝的價值追求?！白非笳嫔泼朗俏乃嚨挠篮銉r值。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讓人們發(fā)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绷暯娇倳洀闹袊糯奈乃囉^念和文藝審美兩個方面分析了文藝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

從文藝觀念方面看，中國古代文藝真善美的價值追求集中表現為“文以載道”的文藝主張。習近平總書記說：“蘇東坡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講的是從司馬遷之后到韓愈，算起來文章衰弱了八代。韓愈的文章起來了，憑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載道。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健康向上、永遠充滿希望?！痹谶@段論述中，習近平總書記重點表達了三個觀點：一是“文以載道”中的“道”具有振興文壇的重要功能。在中國文學史上，從東漢至隋朝歷經八個朝代，其間流行的駢文追求對偶、堆砌辭藻、脫離現實、內容空洞。到了唐代，韓愈、柳宗元提出“文以載道”觀念，主張文章應關注現實、務去陳詞、言之有物、道濟天下，使唐代散文重回“秦漢風骨”。習近平總書記十分贊同蘇軾對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評價，并強調“道”就是“文以載道”。二是“文以載道”中的“道”，其核心內容就是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是中國文藝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堅持真善美是中國文藝批評的重要標準。在中國文藝發(fā)展史上，孔子提出的“興、觀、群、怨”與“盡善盡美”說，奠定了中國文藝追求真善美的思想基礎，其后一直在中國文藝史上得到了延續(xù)和發(fā)展，直到中國現代的魯迅仍然認同文藝的真善美追求，他在談到文藝批評時將文藝批評標準稱為“圈子”，說文藝批評史上的文藝批評家都是有圈子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離開真善美的文藝批評是極其少見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文藝家要通過自己的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三是“文以載道”中的“道”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真善美作為“道”的核心內容，對文藝創(chuàng)作而言，它構成了文藝作品的基本格調，顯示了文藝家的高尚追求；對文藝接受而言，它影響著接受者的思想境界，培養(yǎng)接受者的道德標準。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文藝作品對接受者價值觀的影響，要求文藝家通過自己的作品增強接受者的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從文藝審美方面看，中國古代文藝真善美的價值追求主要表現為“中華美學精神”?！爸腥A美學精神”是“中國精神”的審美表現，是文藝真善美價值追求的藝術表達。習近平總書記不僅認為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中國精神”，而且還肯定中華民族在長期的審美實踐中，特別是文藝審美實踐中形成了有別于西方的“中華美學精神”。他將“中華美學精神”概括為“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jié)制，講求形神兼?zhèn)?、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tǒng)一”。習近平總書記從三個方面突出了“中華美學精神”的特點。一是從情與物的關系上看，“中華美學精神”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文藝家們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既不是抽象地議論，也不是直白地抒情，而是通過寫景狀物將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于事物之中，從而達到情、理、物的有機融合。二是從言與意的關系看，“中華美學精神”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jié)制”，文藝家們在文藝創(chuàng)作過程中，總是力圖用最簡潔明了的語言，在凝練節(jié)制的篇幅中表達最完備、最深刻的意思。三是從形與神的關系看，“中華美學精神”講求“形神兼?zhèn)洹⒁饩成钸h”，文藝家們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既追求描寫對象外在形態(tài)的真實，又追求內在氣韻的生動，從而使作品中的藝術形象在形與神的統(tǒng)一中呈現出悠長的韻味、深遠的意境，給人以言有盡、意無窮的審美體驗。

其次，“中國精神”構成了中國文藝常寫常新的主題。

習近平總書記從“中國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愛國主義”三者之間的關系，論述了“中國精神”與中國文藝主題的關系，強調“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以“中國精神”為支撐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主義則是中國文藝常寫常新的主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常寫常新的主題?！彼信e了范仲淹、陸游、文天祥、林則徐、岳飛、方志敏等人的愛國主義詩歌與散文，稱贊他們的作品擁有強烈的“家國情懷”。他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陸游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憂國’、‘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岳飛的《滿江紅》，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等等，都以全部熱情為祖國放歌抒懷?！边@些具有強烈“家國情懷”的作品，突出了以天下安危為己任，以國家利益為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在歷史上發(fā)揮了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斗的作用，而且作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至今仍為中華兒女所共同傳承。

習近平總書記重申了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重要意義，強調了愛國主義應當成為新時代文藝創(chuàng)作的主旋律。習近平總書記認為，雖然從總體上說我國文藝界產生了大量的優(yōu)秀作品，但是從具體情況看也存在一些問題：如“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等否定愛國主義精神的現象也時有發(fā)生。他認為，這種否定愛國主義精神現象的發(fā)生，預示著部分文藝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忽視了愛國主義精神在新時代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仍然需要愛國主義精神作為思想力量、旗幟引領。他在《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別肯定了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意義：“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同心同德、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面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體中華兒女同仇敵愾、眾志成城，奏響了氣吞山河的愛國主義壯歌。愛國主義是激勵中國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在歷史洪流中奮勇向前的強大精神動力，是驅動中華民族這艘航船乘風破浪、奮勇前行的強勁引擎，是引領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迸發(fā)排山倒海的歷史偉力、戰(zhàn)勝前進道路上一切艱難險阻的壯麗旗幟！”正是由于愛國主義精神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才特別強調愛國主義精神在文藝中的重要地位，特別要求“當代文藝更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chuàng)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最后，“中國精神”賡續(xù)了新時代中國文藝的文化血脈。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的“中國精神”范疇，對新時代中國文藝界辯證認識當代生活與傳統(tǒng)文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科學地處理新時代中國文藝傳承中華文化與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發(fā)展問題，提供了新的答案，賡續(xù)了新時代中國文藝的文化血脈。

從新文化運動至今的一百多年里，中國文藝界一直存在著如何處理古與今、中與外關系的問題論爭；一直存在著以今非古、揚西抑中的思想傾向。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文藝界也出現過“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傾向，“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 。習近平總書記對這種傾向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那是缺少“中國精神”的表現，“絕對是沒有前途的”。他告誡新時代的中國文藝家，“文藝創(chuàng)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tǒng)的血脈”。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集中表現的“中國精神”，正是中華文化傳統(tǒng)血脈的核心，“是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wěn)腳跟的堅實根基”?！爸袊瘛辈粌H是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而且在國際上也很有影響。作為“中國精神”形象體現的許多中國故事、中國題材，也為一些外國文藝家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資源和靈感?！笆聦嵣?，外國人也跑到我們這里尋找素材、尋找靈感，好萊塢拍攝的《功夫熊貓》、《花木蘭》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們的文化資源嗎？”這再一次證明，只有堅守“中國精神”的作品，才能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只有突出“中國精神”作品，才能為其他民族提供借鑒。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中國精神”在新時代文藝中的地位，強調新時代的中國文藝應賡續(xù)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血脈，但他并不反對新時代文藝批判地借鑒外國文化，吸收外國文化資源以豐富和發(fā)展新時代的中國文藝。在如何對待古與今、中與西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并發(fā)展了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主張，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觀點。他說：“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guī)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绷暯娇倳浀倪@段論述，從立場、原則、目標三個方面，說明了新時代文藝與中外文化的關系。從立場上說，新時代的中國文藝應該堅持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但弘揚并非復古，也并不意味著排外；從原則上說，應該堅持辯證取舍，推陳出新，使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以新的面貌出現在新時代的中國文藝中；從目標上說，要實現對中華文化的“兩創(chuàng)”，即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三

“中國精神”的理論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的“中國精神”，無論是作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概括，還是作為文藝理論范疇，都是一種新的表述，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創(chuàng)新，還是對新時代中國文藝的發(fā)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論貢獻，也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首先，完善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發(fā)展史上關于“中國精神”的科學認識。

馬克思恩格斯非常關注中國問題，在19世紀中期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問題的文章，評論了當時發(fā)生的諸多與中國相關的人物和事件，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觀”。特別是他們根據“兩極相聯(lián)”理論得出的“歐洲人民的下一次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爭取廉潔政府的斗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決定于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面）目前所發(fā)生的事件，而不是決定于現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的結論，更是準確地“揭示了中國革命與西方革命之間的辯證關系”。同時，他們還從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比較中，概括了中國人身上的“勤勞智慧”“創(chuàng)造精神”“自大與保守”“覺醒與反抗”等相互矛盾的精神特點。列寧也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20世紀初期發(fā)表了10多篇關于中國問題的文章，在論述中國社會性質與預測中國革命前景時，揭示了中國人“不畏強暴”“頑強斗爭”“真誠的民主主義”“向往自由和平”等精神氣質。毛澤東熟悉中國歷史，洞察中國社會，了解中國民眾。他在自己的著述中，雖然沒有為“中國精神”命名，卻多次談及過“中國精神”的具體表現。特別是在《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中，通過對張思德、白求恩、愚公等典型人物先進事跡的分析，概括出了“中國精神”的具體形態(tài)與呈現特點。如“重義輕利”“互愛互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堅韌不拔”“持之以恒”等。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所提出的“中國精神”范疇，完善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發(fā)展史上關于“中國精神”的認識。一是明確提出了“中國精神”這一范疇。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fā)展史上，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精神”范疇，概括了“中國精神”的含義，分析了“中國精神”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論述了“中國精神”的表現形式。二是重點突出了“中國精神”范疇的文藝價值。習近平總書記結合中國文藝發(fā)展的歷史，特別是新時代中國文藝發(fā)展的需要，重點分析了“中國精神”與中國文藝的主題表達、“中國精神”與中國文藝的價值追求、“中國精神”與中國文藝的文化血脈之間的密切關系，強調了“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三是辯證地闡明了“中國精神”與文藝創(chuàng)新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tǒng)文化觀，通過對“中國精神”及其相關問題的系統(tǒng)性分析，闡明了堅守“中國精神”，傳承中華文化，借鑒外國資源的基本立場、重要原則、主要目標，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遺產理論。

其次，闡述了“中國精神”在民族文化和發(fā)展中的意義和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精神”的重要論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闡述了“中國精神”在民族文化和發(fā)展中的意義與作用。一是“中國精神”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輻射功能。“中國精神”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凝練的表達，具有很強的輻射功能，它不僅凝練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guī)范，而且還涉及“中國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愛國主義、文藝創(chuàng)新的相互關系，具有輻射面廣的特點。二是肯定了“中國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在世界古老民族中，一些民族或被歷史淘汰或被其他民族征服；在世界文明古國中，一些國家的文明或中斷或被其他文明取代。“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fā)展呢？”為什么中華文明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延續(xù)不斷、一以貫之呢？習近平總書記肯定地回答，“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即“中國精神”。三是強調了“中國精神”在近百年來的巨大作用。近代以來，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都面臨內憂外患。外有西方列強的武裝侵略、經濟封鎖，內臨軍閥混戰(zhàn)、民生多艱。但中國人民卻完成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創(chuàng)舉，主要依靠什么呢？一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二靠“中國精神”的支撐，“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

最后，確立了新時代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的精神根基。

20世紀以來，西方各種學術思想和文藝思潮的沖擊，使部分文藝家和批評家的創(chuàng)作觀念和批評標準變得模糊不清，對中國文藝的精神根基缺乏正確的認識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從歷史經驗、現實需要、未來發(fā)展三個方面，闡述了“中國精神”在中國文藝中的地位，強調了“中國精神”是中國文藝的精神根基。從文藝的歷史經驗看，中國從詩經、楚辭到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小說，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藝作品，“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yǎng)，而且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華彩篇章”，對世界產生了強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文藝建立于“中國精神”的根基之上，體現了“中華民族稟賦、中華民族特點、中華民族精神”。從中國的現實需要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尤其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高原”“高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應將文藝與現實的關系放到中國和世界發(fā)展大勢中來審視。這就不僅需要文藝家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滿足人民對文藝精品的審美需求，而且需要文藝家們面向世界，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但不能靠模仿外國人，跟在外國人后面亦步亦趨，而是要以“中國精神”為根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fā)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給外國人了解中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從社會的發(fā)展看，走向未來需要正確地對待歷史，需要有堅定的文化自信；堅守“中國精神”，以“中國精神”作為自己立足的根本、創(chuàng)作的根基，則是文藝家堅定文化自信的表現。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正確對待歷史?！皻v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中，我們能夠更好看清世界、參透生活、認識自己；歷史也是一位智者，同歷史對話，我們能夠更好認識過去、把握當下、面向未來……歷史給了文學家、藝術家無窮的滋養(yǎng)和無限的想象空間，但文學家、藝術家不能用無端的想象去描寫歷史，更不能使歷史虛無化……戲弄歷史的作品，不僅是對歷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不尊重，最終必將被歷史戲弄。只有樹立正確歷史觀，尊重歷史、按照藝術規(guī)律呈現的藝術化的歷史，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能立之當世、傳之后人?！彼笪乃嚰覀儓允亍爸袊瘛?、借鑒外國資源、面向未來發(fā)展。他諄諄告誡文藝家們“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在繼承中轉化，在學習中超越，創(chuàng)作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又符合世界進步潮流的優(yōu)秀作品，讓我國文藝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提出的“中國精神”范疇，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拓展和豐富，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最新成果。它既體現了中國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時俱進的品格，又確立了中國新時代文藝創(chuàng)作的精神根基，為中國新時代文藝界創(chuàng)作出具有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文藝作品提供了遵循，也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資源在新時代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指明了方向。

〔本文注釋內容略〕